高职危机！各大职业院校顶得住社会经济新浪潮吗？

一、变革的经济：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时代背景

(一)“互联网+”创新经济发展形态

经历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自2012年起进入新的经济发展周期，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产业增长方式等发生了巨大变革，以“互联网+”的全方位渗透为典型特征，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这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技术、思维、理念、模式上的“+”，尤其以以人为本推动管理与服务模式创新和大众创业为重要内容。2015年，中国把“互联网+”纳入国家行动计划，奠定了这一新兴产业模式的战略地位。

“互联网+”跨界融合的特质深刻影响了电子商务、金融、旅游等多个行业，不断刷新传统行业与产业模式，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用人需求。培养符合“互联网+”产业链要求的技术技能人才，是高职教育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二)智能制造变革工业生产模式

全球金融危机促使发达国家积极调整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战略，强化创新引领，高度重视智能制造，如德国“工业4.0”国家战略、英国《工业2050战略》，以及美国《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计划》(NSPAM)、“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与“制造扩张伙伴关系”(MEP)计划等。为改变传统发展方式和促进产业升级，2015年5月19日，中国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倡导“创新、绿色、智能、和谐”。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人才需求呈现着新的变化，如具体设备操作人员大量减少、高智能设备和系统的维护者增加等，要求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更具可塑性和可持续发展性，专业设置更契合产业发展。

(三)“一带一路”构建开放新格局

“一带一路”是目前世界上路径长、广的经济合作带，从中国发端，贯通亚欧大陆，涉及“60多个国家和独立关贸区，覆盖总人口约44亿，GDP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63％和29％”。作为强大的经济命脉与文化命脉，“一带一路”战略要求中国企业、产品、文化和服务“走出去”。而职业教育是与社会经济联系为紧密、反应为灵敏的一个教育类型，必然受到这一战略的深刻影响，要求既能“请进来”，也能“走出去”，建立与新经济格局相配套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

二、浪潮的冲击：高职教育面临的冲压与新生

根据第三次浪潮描绘的图景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与趋势，高职教育既受到改革浪潮的冲击，又有传统模式的叠加。在二者的不断对抗与融合中，当前及未来高职教育的改革创新面临着巨大冲压与新生，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职职业岗位需求新变化颠覆传统人才观

国外调查研究表明，在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中，主要职业门类中可自动化的工作种类令人瞠目，如未来10-20年，美国47％的工作岗位可能实现自动化，[2]如通用汽车、苹果等大型企业正大规模提高自动化水平并减少雇员。在中国，随着智能制造的推进，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已率先试水“机器换人”。这一现实必将冲击许多职业岗位，对高职层次的人才提出新的需求。其一，单一岗位技能劳动者逐渐被知识型技术技能劳动者替代，人在生产制造中的角色由操作者、服务者转为规划者、决策者、协调者、评估者与智能维护者。其二，工作能力基础从单一岗位转向职业群，强调适应性、迁移性、创新性等职业群复合能力。其三，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能力，除基本专业技能外，应包括跨学科与文化融合能力、沟通与协调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中文写作能力、自我反思与管理能力、批判与创新能力等。

(二)教学内容与方法面临高阶数字化目标挑战

自教育信息化推行以来，多媒体计算机、远程教学、数字化资源等开始进入教育领域，以纸质教材、教师、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三中心”教学模式向数字化转变。然而，大多数教学活动并没有真正改变知识传递的传统方式，只是简单地将纸质知识数字化，教师过多依赖于多媒体，这一低阶教育信息化便于强化回忆、理解、应用等认知目标，但无法有效达成分析、评价、创新等高阶目标。

伴随互联网、大数据、新媒体等成长与发展的新一代，平等交流、个性、多样、自主是其重要标签，要求高职教学内容与方式方法进行相应改变。第一，凸显平等、分享基础上的知识与技能习得，抗拒传统填鸭式教育模式。第二，倡导多样化、个性化教育，因材施教、“量身打造”成为可能。第三，注重信息化条件下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和自主学习环境的塑造，“以教师为本”的灌输式、精加工式教学范式向“以学生为本”的启发式、贯通式过渡。第四，专业教育需拓展“互联网+”内容，更新行业人才标准。因此，推动高职教育的高阶信息化必然是高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三)传统学校模式与管理结构面临转型与重塑

从传统中走来的学校大多是一个物质存在，以特定空间的实体校园为基础。但在“互联网”时代，这一现状正悄然改变，虚拟校园成为学校建设的重要内容，呈现出四大特征与趋向。一是跨界融合。信息化发展使高职院校不再是一个与社会疏离的孤岛，需要与企业、行业、协会、政府及其他学校建立多种联系，通过开放、协同与融合的力量提升价值。二是创新驱动。高职教育以规模发展为特征、以“课堂、教材、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面对互联网时代的个性化需求与学习方式的转变，创新教育教学模式。三是重塑结构。信息革命、全球化、互联网业已打破了原有的高职教育管理方式，要求以人为本，从管理走向治理。四是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互联网+”时代，知识、信息、学习资源的获取触手可及，但学校教育的本体价值在于育人，教师的意义在于因材施教帮助学生成长。

(四)国际化新需求促进高职院校拓展发展格局

“互联网+”、智能制造，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给高职教育带来了巨大挑战和机遇，加快了高职教育构建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的步伐。其一，高职院校走出去大有可为。伴随中国过剩产能的对外转移，周边国家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大，为高职院校实现反向办学提供了重大契机。其二，境内外职业教育共建特色专业空间巨大。“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工程建设及其运行必将推动国内、周边国家产业经济的进一步转型升级和文化的交流融合，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提出新的需求，如何共建特色专业、共同制定教学与人才培养标准是不可避免的重大议题。其三，人才培养规格的国际化要求进一步提升。高职教育国际化与社会经济的国际化紧密相关，不仅要求人才具备较高的专业技术技能水平，还必须具备通晓国际标准与规则、外语沟通与交流、自主学习与反思、文化认知与自觉等能力。因此，如何制定特色人才培养目标与方案是高职教育国际化的一大挑战。

(五)新职业教育政策提出院校改革发展新议题

为加强服务国家战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等政策相继出台，职业教育的国家制度顶层设计初具雏形，对高职院校未来的建设和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如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促使高职院校定位面临调整，“普—职”分类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加剧优质生源竞争、生源质量下降等难题，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挑战高职现有治理模式等。

三、跨界与融合：国际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新趋向

技术创新周期的缩短、产业结构的升级等因素推动国际职业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职业能力观、教育体系、专业与课程、国际化等的改革与创新呈现出跨界融合的主要特征。

(一)探索确立新的职业能力观

新的职业能力观从局限于某个具体岗位的专门知识与技能转向面向某个职业群或职业面，着重于信息与技术的应用、问题分析与解决、自我学习与管理、协作、创新与创业、跨文化沟通、社会快速适应等能力的培养，强调“综合能力”。

(二)推进终身化与开放互通教育

强调职业教育应为全民提供终生学习机会。一方面，促进中学及以后职教与普教的互通融合，承担社会不同群体的校外职业教育与培训；另一方面，以高中阶段后的高职教育为主流，推进职业教育层次上移，即向本科、研究生教育阶段发展。同时，在普通教育体系中增加职业教育内容，如德国新一轮教改要求实科中学和文理中学开设职教课程，加强职业指导；推进“双证”等值与互通，如德国推进不同教育渠道获得资格的认可，大学认证同等职业资格，并与学术课程学习等值，澳大利亚致力于在不同教育部门间形成更有效的转换路径。

(三)建构多元融合的课程体系

在“普通教育职业化，职业教育普通化”的大趋势下，一是以能力为本位，归集专业大群，据此编制课程，二是加强学术性与职业性课程、大学精神与职业精神的整合，三是根据多学科、跨学科发展趋势以及新兴产业、职业的需求，开设新型课程、拓展新教育内容，如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谋生课程、先进技术课程、创新创业课程等，四是基于科技、大数据产业等发展需求，创新课程结构、教学模式，增加信息化投入。

(四)加强国际合作与标准对接

联合国教科文等国际组织纷纷加强了国际职业技术教育联盟、网络等合作平台的构建，拓展多种合作与交流形式。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出台并实施跨国教育与培训合作计划，以特色职业教育为依托，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教育。在交流与合作中，多种职业教育模式相互借鉴与渗透，逐渐形成在证书等级制度、学分互认等标准的对接。

四、未来的选择：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方向与策略

社会经济的加速变革推进了新技术、新组织、新业态等向生产生活的广泛应用，作为与经济社会联系为紧密的教育类型，高职教育应在人才培养、组织架构、专业布局、教与学、国际化发展等方面紧抓机遇、开拓思路、精准发力。

(一)慎思与重新定位高职人才培养规格

面对时代变化，高职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规格的人才？在可预见的未来，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内涵应着重关注于四个方面。一是加大对人才培养的复合型能力与素质要求；二是计算机应用、电子商务等正从一个专业(方向)变成所有专业的通用要求，应成为高职人才的普遍技能；三是创新创业能力成为必备技能，应加大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实践基地等的建设；四是应注重职业人格的塑造和职业精神的培养，使人才更具多元环境适应性、可塑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二)调整优化高职院系设置和专业结构

以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依据，高职院校需明确办学定位，紧贴市场办学，通过调整优化院系设置与专业结构增进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匹配，提升办学特色与教育的社会贡献度。

其一，建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专业预警与调整机制。移动互联网正阔步迈入大数据时代，形成对经济、生活、教育等领域发展的一种大规模记录、统计、分析、预测与反馈，由此倒逼出更有针对性和效益性的策略。高职教育应建立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大数据综合应用平台，通过经常性的市场调查，了解行业、产业、职业走向及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建立动态的专业预警与调整机制，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提升专业特色与社会服务能力。

其二，围绕社会发展新常态合理调整优化专业与院系设置。例如，文科类学生应具有较高综合素养和多种复合型能力，加强专业资源共建共享，拓展专业基础，避免划分过细和过度功利化；工科类专业学生除具有岗位核心技能外，还应能够较好地适应职业和岗位的分化，专业方向得到新的拓展；针对联系紧密的交叉学科或新兴学科、产业，可成立新的学院或联合学院，形成交叉融合的优势学科集群。

(三)推动“互联网+教+学”的高阶发展

“互联网+”、大数据等正加速向高职教育教学领域渗透，开启了重构教与学模式的新时代。高职教育应顺势而为，从以多媒体计算机为主要手段、侧重于改善教学条件的低阶信息化向注重个性化需求、自主学习与分析创造，并充分数字化的高阶信息化转变。

第一，重构学习环境，变革教与学方式。紧追教育变革前沿，一是改革课程内容与教材，从标准化教材或纸质教学知识的数字化、教师过多依赖于多媒体教学手段转向教学内容、过程、评价等的多方位数字化；二是研究碎片式学习，开发自动跟踪分析学习系统，使教师实时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状况，及时进行反馈与指导，同时完善教学质量监控系统，改进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三是开展教师与学生数字化教育资源使用现状调查，掌握当前教与学的资源手段需求、用户群体需求，合理开发与分布数字化教育资源；四是搭建在线自主学习平台，邀请各类行业企业大师、专家、工程师等做客，与学生进行线上线下互动交流；五是吸引企业专才到校授课，多渠道建立校内与校外、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与对话机制。

第二，打造个性化学习空间，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因材施教常受班级规模、集体教学、教育资源等所限而存在实施难度，同时，自主学习能力低是高职生的一个普遍问题，而移动终端、互联网等的普及有助于消弭这些问题。例如，工程类专业可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以微视频、小步骤测试形式完成知识学习与检测；公共基础课采取MOOCs形式等。同时，借助互联网技术，打造自主学习平台，改革学分制，进行个性化定制课程与人才培养。

第三，逐步推行完全学分制改革。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实行的是学年学分制，存在课程覆盖面窄、适应人群少、课程授受单一等弊端。以选课制为基础的完全学分制强调学生个性、自主发展，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特征互为呼应，成为高职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必然选择。一是构建学分互认、学分计量、主辅修制、弹性学制等在内的管理模式，借力信息化，建立精细化学分制管理平台。二是丰富课程数量、完善课程结构，如国际经验表明，课程容量与实际选课学生数的合理比例是：公共基础课1.5∶1，专业基础课1.3∶1，专业课1.1∶1，公共选修课2.0∶1。三是对名师名校的MOOCs课程进行梳理、分类、评估与引入，融合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建立在线课程学分管理办法。四是组织优秀师资力量开发校本课程，联合行业、企业、兄弟院校等共同开发特色课程，融入专业、行业、企业新发展内容。

(四)在国际化进程中推进职教模式接轨

“一带一路”战略、智能制造、“互联网+”等为高职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新的空间与思路，与国际标准接轨成为高职提升综合实力的有力。一是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与产业走向，立足院校办学特色与区位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如寻求国(境)外办学机会、共建特色专业、引进留学生、建立境外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国际化师资培训基地和实训基地等。二是对接国际职业教育证书等级制度、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专业认证标准等，推动实质等效的国际人才互认，形成具有区域与学校特色的人才培养范式。

(五)提高教师跨界融合的能力与竞争力

随着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日益深入，教师角色的转变已成为必然，应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者变成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导师、助学者、促学者、评学者”，同时，应不断提高信息化教学能力、自我反思能力、创新能力，能够适应移动互联网下的教学。其次，针对“工匠精神”的缺失、专业实践能力的薄弱，加强教师跨界工作锻炼。一是学校与行业企业建立长期的沟通和合作，根据新发展变化，更新并保持专业教学标准与实际生产要求的一致性；二是以实践指导能力和教学能力的提升为重点，加强教师的校内外培训；三是对专兼职教师实施一体化管理，通过结对互帮等形式在教学、科研的合作互动中提高彼此的实践技能和教学能力；四是建立和完善教师考核制度与激励机制，加大实践技能部分比重，行业企业能工巧匠、专家等共同参与，通过寻找差距形成专业教师主动“回炉”参加技能培训和社会实践的外在推动力。另外，探索建立教师退出机制，引进具有“工匠精神”、企业背景和一定教学能力的高水平师资，强化竞争，有利于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