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德国施泰夫（Steiff）泰迪熊拥有35个部件，80%的泰迪熊都是用手工制成，学习制作这样一只小熊通常需要1年。一只施泰夫的泰迪熊售价40-70欧元，之前为了节省薪资成本，施泰夫曾将部分生产外包给中国工厂，但那次合作仅持续了4年就结束了。该公司时任CEO公开斥责中国工厂生产的部分泰迪熊眼歪口斜，毫不可爱，质量缺陷毁了施泰夫的声誉。他解释说中国工厂质量不过关的原因是雇员们流动性过大，缺乏长时间的训练。
另一家德国企业也发现同样的问题，他们曾频繁访问中国合作商，希望能够建立良好关系，但后来却发现只要6个月，一家工厂的全部人员就几乎都换完了。员工的流动率如此之高，令德企觉得不可思议无法接受。
上述两个中国工厂遇到的关键问题：一是技能的缺失，二是人员的高流动性。这在德国企业很难理解的，因为同样作为制造大国，德国有延续了数十年的“学徒制”。这让他们的工人从正式踏入工作岗位那一天起，就已经训练有素。
一位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完成学徒制就等于拿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合同，除非举止不当，雇主通过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合格的优质工人，不仅在他们半工半读期间已教授了他们所有的基本技能，还有晓的传递了企业价值观，企业文化，甚至是职业操守和责任感，这些年轻人可以清晰了解他们是不是乐意从事某个行业，服务某家公司，或是选择重回大学接着读书，对于德国或是瑞士社会来说，学徒制既保障社会会有很低的年轻实业率，也控制了员工的流动率。
作为瑞士政府学徒制的重点实施单位之一，维氏集团ceo卡尔.埃尔森纳四世接受专访时称维氏常年保持有50名学徒，每年接纳的新学徒在10-12名在瑞士学生从16岁开始，就可以选择是接着四年制的高中，还是做学徒。学徒每周有两天在技术学校进行理论学习，学习与他们学徒相关的专业知识。也有文理分工，其他的三到四天都在公司或工厂学习，在维氏一半对学徒的安排是，第一年学徒部学习基本技术，从钻孔开始，第二年开始会分到不同的部门，在进行更细致的技术培训，以前瑞士的学徒制是和大学不能同时进行的，新政策改革以后，学徒制依旧可以读大学。
瑞士家族企业固宝林集团总裁及董事会成员，家住第六代传人拉菲尔.固宝林曾谈到瑞士的竞争力，他首先提到瑞士的双轨制教育，在学校里学习理论，并在工厂里进行实习。之后就可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这种双轨制的教育是瑞士经济的重要支撑，把工匠精神一代传一代。
在德国学徒可以成为技师，也同样有机会有朝一日成为博士毕业生。因为他们在进入技校并完成学徒制之后，可以在之后进入大学学习。
很多德国政界和商界的名人都是从学徒开始的，德国前总统施罗德就是有名的例子，这位日后的德国总理14岁就开始在一家五金店做了一名零售学徒。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成员艾莫时，他不无自豪地自我介绍说自己从16岁开始做学徒，所学的技能是制作工具，因为手艺学的很好，甚至一度获得德国佳工具匠人，的称号之后他回到大学学习，同时学习生产工艺和工程技术两个专业。而他本人的职业生涯是从奥迪培训生项目开始的。
在相对中国来说，中国很多企业在大专生和大本科生上的选择，让更多人选择去学一些根本没有用的专业，不是有那句话是，要读热门的大学，哪怕是冷的专业。公司招进去这些大学生，还要从新培养，而对于那些大专生则进不去这些企业。本科生浪费四年，只为进了公司从新培训，专科生浪费一辈子的世界也很难进入专业更好的领域去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