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成绩优异的儿子面临高考，迫于大学高额学费的压力父亲选择了割腕自杀；如今，儿子已大学毕业，和许多大学生一样仍然在四处打工漂泊。
但村民们依然有着执着的教育理念——“砸锅卖铁也要供子女上学”；当地政府也成立了贫困生基金会，还建立了孤儿“集中供养、集中就读”的长效救助机制……
■父亲自杀之后
“每想起父亲决然地离开这个世界，我就揪心地痛。”回忆起过去，至今大城县王香屯村的邵亮还心如刀绞。因为他觉得父亲的死，与自己要考大学直接相关，可他又不甘心不上大学。
邵家一共有三个孩子，四年前都在上学，邵亮面临高中毕业，年龄小的妹妹邵静读初中一年级，姐姐邵熙正在大学读二年级。父亲邵铁增是家里的顶梁柱，距离儿子高考只有五天时，46岁的他选择了自杀，留下了多病的妻子和三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学费杀人啦”！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轰动的原因在于，它使高额的教育收费与农村贫困的矛盾集中地幻化为一场令人心酸的悲剧。
“这一片儿的人都知道，自杀前好长时间他就愁得睡不着觉，他老是说挣得少花得多，现在儿子也马上要上大学了，一个人挣钱供这么多人上学，叫我咋活呀。”往事不堪回首，当着记者的面，悲伤的妻子堵国英几度落泪。
考上大学在别人家也许是好事，但是在邵家却是一件愁事。“那时候，全家一年的收入也就是六七千块钱，靠的是他耍电焊手艺，那几年种地也不赚钱，除了落下点口粮，就是白受累，日子一直过得挺紧巴。”堵国英说，丈夫走时家里只有6000元，光大女儿的学费都不够。
顶梁柱倒下之后，一家人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悲痛之余，堵国英顶着更大的压力，坚持让孩子们继续学业。“我那年上北京去，当时找不到人，上车也上不了，问人家汽车站那边，我说上大城的长途汽车在哪呢？人家司机说你自己看字，难堪的是我根本不识字。当时我就想怎么也得让孩子上学，不能再像我这样。”堵国英觉得，上了大学就意味着命运的改变。
家庭的变故，让痛苦中的邵家表现出更大的勇气，父亲去世不久，邵亮就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毅然地走进了大学校园。第二年，姐姐邵熙大学圆满毕业。第三年，妹妹邵静考上了中国轻工技校。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费杀人”的痛楚逐渐淡出姐弟的心灵。
“没钱就借钱，想办法也要把学念下来。”姐姐邵熙说，那几年母亲和她们姐弟三个吃过好多苦，就连过年家里也很少买肉吃，她和妹妹正是爱打扮的年纪，但她们都没买过流行的衣服，甚至连低档的化妆品也没买过。难熬的窘迫，却丝毫没有动摇姐弟三人上大学的信念。
如今，除了妹妹邵静还在实习，邵亮和邵熙都已大学毕业。记者注意到，他们姐弟三个还都没有用上手机。
■“小作坊”里的大学生
姐姐邵熙毕业早，2005年毕业后，做过基层种子公司的学徒工，后来进了廊坊某超市当过清货员，再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便在家里做起了“全职太太”。对于现状，邵熙似乎心有不甘，她说自己学的是农业，将来的理想状况是搞特色大棚蔬菜，争取在当地当个种植大户。眼下，因为孩子还小，生活的担子只能先落在丈夫一个人的肩头上。
邵熙的丈夫王松也是个大学生，如今就工作在村头的“小作坊”里，生产一种树脂配件。这里的几个人，只有王松文化程度高，因此他干的活儿相对轻松点，除了重要环节要亲自上车床操作，更多的是给其他几个人做指导。
小车间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和手套。“这里的条件很艰苦，但大伙的‘饭碗’就在这里。为了养家糊口，有时也顾不了那么多。”王松淡淡地告诉记者，自己好多同学的就业情况比他还糟。
邵亮是2008年毕业的，毕业后先是在廊坊奔波，后又到北京成了“北漂一族”。因为喜欢外语到涉外宾馆当过服务生，后来又跑过推销、做过售后服务。有点内向的邵亮能吃苦，而且很要强，毕业后就一直在外打拼，但他很少抱怨。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父亲没得早，我就应该勇敢地去承担，妹妹还没有毕业，家里正需要钱，我必须努力地去挣钱。”邵亮告诉记者，现在他已经结婚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爱人也是大学毕业，但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尽管“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负担很重，但邵亮总能看到希望。“我经常安慰母亲和爱人，人活的是信心，有信心日子就会好起来的！”
妹妹邵静正在实习，工作还没有着落。但邵静很乐观，她说她至少能找到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不会拖累家人。记者问她喜欢什么职业，她说能挣钱就行，如果找不到和自己机电专业对口的，那她还可以去做美容美发，总之她不会“吃闲饭”。
“现在我很知足，总算熬出来了，日子在一天天好转，觉得越来越有奔头儿了！”尽管这两年母亲堵国英的身体不太好，但她精神状态很好。
■再苦也供子女上学
“都说现在就业难，但村里人还是死乞白赖地供孩子上学。”王香屯的村干部邵进军说，多少年来村民就重视教育，至今没有动摇过，即便是现在大学生毕业后难找工作，但和没文化的村民相比，在村里好歹能干出点名堂来的，毕竟肚子里都有墨水。
不仅仅是王香屯，在大城好多村里都有着“砸锅卖铁也要供子女上学”的传统。
西位敢村的安学峰今年60岁，他说他这辈子骄傲的就是把仨孩子都供成了大学生。如今，除了三儿子还在新疆石河子读研究生，另外两个孩子都已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老安是从乡文化站退下来的，闲暇在家，他大的爱好是“舞文弄墨”写文章。
“供三个大学生，一定很辛苦吧？”记者问。
“不让孩子读书，孩子没有‘前途’，让孩子读书，家庭断了‘钱途’。”老安说话有着文人的特质。他说，他是从临时工到合同制工人，一点点干出来的，工资少时每月只有十多元，好在家里有着几亩口粮地。白天上班，早晚种地。日子穷得叮当响，但他有个信念———“再苦也要供子女上学”。
老安说，自己命不好，正当上学期间赶上了“文革”，尽管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但还是荒废了学业。可他没有灰心，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利用别人晚上下棋聊天的时间，不断挤时间为自己“充电”。就这样，靠锄头为生的他终于谋到了一份用笔杆子干活的“饭碗”。
“即便是现在，我也经常跟别人这样说，再苦也要供子女上学！道理是这么讲，但儿子马上就要毕业了，就业的问题还是愁得我睡不着觉。”对当下的教育现状，老安颇感辛酸，几欲泪下。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在当地好多村里，教育早已不再像以往那样是可以让一个家庭脱贫致富、令人羡慕的“好事”了。一旦孩子没考上大学，别人便会开玩笑地对他的父母说：老驴终于卸磨了。而孩子一旦考上了大学，别人则会戏谑地对他的父母说：老鼠拖苦瓜———苦头还在后头呢。对于许多家庭而言，一年的纯收入也就几千元，大学4年五六万元的费用，无异天文数字，全家人就是不吃不喝，也要好多年才能凑够。其父母的生活大有“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回解放前”之感。再加上如今工作难找，城市生活成本日益趋高，即使大学毕业后，对家庭的回报几乎为零，有时还要“倒伸手”。尽管如此，好多家长还是咬着牙供子女上学。
“大城人向来重视教育，在历史上就是有名的，也让这块土地孕育出了好多名人。比如，宋代的为官楷模张晖，明代的户部尚书梁材，近代的民国总理张绍曾……可如今却经常在下面听到好多‘读书无用’的论调。”大城县地名办主任杨馨远老先生，忧虑之情溢于言表。
■不得不面临的槛儿
“寒门出孝子，白屋出公卿。大城一直有着重视教育的土壤和环境，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大城教育局长刘凤会坦言，虽说现今的大城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贫困生。从十几年前开始县里就成立了贫困生基金会，目的是让该上学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当年正在读初一的邵静全部学杂费都得到了减免，这给邵家的经济窘况也带来了一些缓解。但是由于贫困生基金会的资金有限，每个贫困学生一次性从基金会领到的捐款只有100多元，对于好多家庭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尤其是对于那些孤儿家庭。
阳春三月，大城县第二小学活动室。记者看到，三年级的小俊(化名)正和同学们玩“五子棋”，孩子们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
“年前期末考试，我语文得了90分，英语得了97.5分，数学成绩好，是100分……奶奶到学校看我，可高兴啦！”小俊主动和记者唠起了嗑，红扑扑的小脸，像朵春天盛开的花。
11岁的小俊，是大城县南桃子村人。6年前的一场车祸，夺去了小俊的父亲，随后母亲改嫁、爷爷病重去世，只剩下小俊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把小俊和像她一样的另外91个孤儿从这种凄苦的生活中救助出来，是缘于前年大城县出台的红头文件《关于孤儿救助工作实施方案》，在全省率先推出了“集中供养、集中就读”的孤儿政府救助模式。按照规定，全县所有的孤儿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都要集中到县二小和县四中就读，每月享受165元城镇低保金和100元财政补贴。记者了解到，仅孤儿救助一项，一年下来，大城县财政就要增加支出30多万元，这对于一个经济不甚发达的县来说已难能可贵。
而客观上，当贫困家庭的孩子幸运地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他会发现，学费和城市孩子是一样的，少则数千，多则上万。对一个城市家庭来说，这也许并不算沉重的负担；但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这个数字是令人几近绝望的。过重的经济负担，是许多家长和孩子“知难而退”的原因之一。
“虽然家庭和政府都在为孩子的上学而努力地抗争着，但将来的就业问题依然是不得不面临的另一道槛儿。”一位当地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分析说，如果一个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只有回家种地或外出打工，而这是不需要上大学也可以做到的。花了很多钱念书却得不到预期的回报，这样的结果对农民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它会无形地助长农村“读书无用论”思潮的抬头。
网络上有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文章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农民子弟是通过怎样的艰苦努力才和城市白领坐在“星巴克”一起喝咖啡。事实上，对农家子弟来讲，能否和白领阶层一起喝咖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成功的希望和公平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