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潜规则拷问教育“出口”问题

 

 

 

 

    七旬博导梁茂春潜规则女生，迅速在网上蹿红，并演变成一场全民娱乐事件。教授该担当何种责任？这场钱、肉交易是如何发生的？自有司法机构的介入来拨开事件迷雾。

 

    而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现象是，我们都在口诛笔伐“潜规则”时，却对它深信不疑。如何消除它赖以存在的土壤？娱乐过后，改革的契机乍现。

 

 

    在即将迈入古稀之际，中央音乐学院博导梁茂春黯然走下了学术神坛。

 

    老教授“翻船”和一位女硕士有关。今年7月，梁茂春在老妻的陪同下，主动向学校纪检部门坦白：他和这名邹姓女硕士发生了超越师生的肉体关系，并接受了该生10万元的贿赂。

 

    据梁教授“声泪俱下”的供词：外校硕士邹某今年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博士，报考前由他辅导，送上5万元“学费”，另赠送5万元“疏通关系费”，期间二人还突破了师生伦理红线，发生了肉体关系。

 

    作为回报，梁教授给邹某的考核成绩打出了高分。岂料另外4名教授打分不高，邹某终落选。

 

    今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录取名单张榜后，发现落榜的邹某闹到学校，梁教授退回了10万元，仍难以承受心理压力，遂选择向纪检部门坦白。

 

    中央音乐学院的官方网站显示，梁教授1940年3月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是中国音乐史学家，音乐评论家。1996年获博士生导师资格，现正带博士生5名、硕士生4名。

 

    梁教授还是为电视观众所熟知的一位学者，曾经登上过央视“百家讲坛”，其中《伟大的传歌者王洛宾》等视频仍流传于网络，有不少拥趸。

 

    除学术上颇有建树外，梁教授还拥有令人称羡的家庭。梁教授的妻子蔡某亦是著名的音乐评论家，他们的儿子远在美国，也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曾获美国总统颁布的杰出成就奖。

 

    在世俗的眼光看来，这个家庭具备天下一切美满家庭的要素。国内一位知名摄影师曾经为拍摄情人节专题拜访梁茂春夫妇，在他的镜头下，这对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看书、一起弹奏。摄影师不禁提笔写道：“不知怎么，突然觉得相伴到老是多么可贵的事，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成就……It's so sweet！”

 

    成就斐然，夫妇琴瑟和谐，谁也没有料到这位老教授会闯入一起“潜规则”女考生事件。梁茂春“意外湿足”，让那些怀着无限景仰心情端坐台下聆听他讲座的弟子大跌眼镜，也让诸多同事不能理解。

 

    据悉，事件发生后，梁教授陷入懊丧自责中不能自拔，到目前为止，已卧病两月有余。而邹某仍在向教育部门反映，邹某的一位朋友对媒体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通过网络直播两人的关系和具体钱数。

 

    教育部还未对这起不伦事件和学术腐败作出回应。早前，中央音乐学院发言人对外表示，“这是学院建校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学院已经召开了主要负责人会议，决定取消梁茂春所有招生、教学和学术权。

 

    许多人对校方这种“内部处理”的方式提出质疑。校方解释说，梁茂春是退休人员，因为专业突出被返聘，因此不存在开除的问题。

 

    而梁教授的社会声誉也跌落谷底。14日，国家大剧院宣布，原定于“八月合唱节”请梁教授给公众开讲座的计划已取消。

 

 

目前还没有司法机关介入此案。

 

有关梁教授是否应该承担刑责的争议正在持续。有人认为，梁教授并非国家公务人员，不应受到刑法追究。北京大学法学院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告诉记者，在这起事件中，梁教授涉嫌“斡旋受贿”。

 

按照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而刑法第九十三条对“国家工作人员”也作出了相关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长期以来，艺术院校招考中是否存在“潜规则”，一直是外界争论和揣测的话题。“关系”、“后门”、“黑幕”等“潜规则”多有见诸报端和网络，权力、金钱、肉体交易的各种传说，让很多人对“艺术深渊”倒吸凉气。

 

尽管众多艺术院校一再对外澄清，各种“潜规则”并非如同公众想象的那样繁多和普及，各院校量材而取。此次，中央音乐学院也对外称，这是该院建院以来的首起。但这些声明并没有冰释人们心中的疑团。

 

梁教授这位曾经“德高望重”的老者以不体面的方式淡出学术圈，似乎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在人情至上的中国，考前疏通导师，几乎成了每一个意欲在学术上深造者的必修课。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建三局原局长洪可柱长期关注教育公平问题。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在硕士生考试中，有国家统一命题和培养单位命题，多年的情况是，国家统考的课程分数普遍低于由培养单位出题的专业课分数，有的考生专业课分数出奇的高；培养单位或本地的考生的分数大多高于非培养单位或非本地的考生。

 

“这说明培养单位出题人存在吐露考题消息的情况，考生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公平环境。”洪可柱说。录取过程的不公平已经是研究生培养单位公开的秘密，如低分能够录取而高分没有录取的，第一名未录取而后几名却录取了的，很多城市的一些高校都存在这种现象。博士生录取更是黑幕重重，不少单位基本上由导师一个人说了算，美其明曰“尊重学术权威”。以权、钱开路成为公开的秘密，甚至有些地方副厅级以上官员可免试攻读博士学位。

 

洪可柱分析在现行的导师制度存在不合理之处时说，研究生在没有来上课之前、被录取之前、报考之前就必须决定谁做他的指导老师，而实际上，研究生选择指导教师至少应该在完成课程学习之后，现在连课都未上就已经定下了导师。这种行为是反科学、反规则的，制度设计上的不科学，让各种不良社会现象侵蚀到校园。一些导师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达到个人目的。

 

由此，近年曝出了很多黑幕。如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曝出某教授与某考生发生性交易、泄漏考研试题事件，曾经轰动一时。今年2月，北大一女研究生因论文被导师举报为造假遭处分，向法院提出申诉，她自称导师经常对她进行性骚扰，因“偷腥”不成才捏造事实报复她。

 

 

在国内院校不断曝出“潜规则”事件时，2006年发生在香港的另一起案件发人深思。香港城市大学数学系女博士生陈静因担心期末考试不能通过，将1万元港币放进老师戴晖辉的信箱内，之后用电邮向戴晖辉索要试题及答案。戴随后报案，陈静被判入狱6个月。

 

对比多起事件时，一些人认为是传统文化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认为，根子不在传统文化，而是“出口”问题。

 

“不要将个别问题上升到一般层面。教授中肯定有以身试法者，透过这个案件，我关注的更多的是博士生的全过程质量管理问题。”顾海兵说。

 

顾海兵认告诉记者，中国的教育往往只重入口，不重出口，高中阶段还有会考作出评价，而大学四年却没有相应的评价和检验，出口极其松懈。博士生招录也是如此。

 

人们普遍担心教授权力过大会产生腐败，殊不知以相应的责任约束，可以制约腐败。“比如教练员选拔运动员，别人都认为他不是苗子，教练认为就行。这个问题上应充分相信教授，完全按分数录取并不是方向。”顾海兵指出，录取时，有些人通过什么渠道进来，那只是个人成分问题，关键要在出口把好关，做好人才培养质量问题。

 

著名学者谢希德曾经感叹说：“真是弄不懂了，现在博士生怎么比小学生还要轻松啊。”高校疏于对博士生的管理，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一些人认为在中国博士上得很轻松，不仅在课程上只有一年，远少于西方国家的二至三年，而且缺乏全过程的制约监督机制。目前只有少数高校做到了博士论文100%匿名评审。

 

另一方面，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又沿袭了计划经济的特征，带有浓厚的审批色彩。博士点控制在教育部手里，根据该博士点招多少博士来评价该博士点的含金量，甚至根据博士招录数量配拔相应的财政经费，造成部分高校只重数量，不重质量。

 

“每年，教育部都搞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比，我认为评百篇优秀论文很重要，评不优论文更重要，应该随机抽查这些博士点博士论文的质量。”顾海兵说，如果严把出口，实行全过程质量体系监督，就不会有很多人把宝都押在入学口上，甚至不惜为此超越道德和法律的禁区。

 

他认为，只有导师的权力和责任对等，导师才会用自己的学术声誉对自己所招学生和培养质量担负起责任。因此，必须变博士点审批制为同行评议制，给予高校自主的学术管理权限显得较为迫切。

 

洪可柱也建议通过加强博士质量控制体系，避免出现论文答辩走过场，来减少博士招录中的腐败现象。同时，他建议改革现行的导师制度，让学生在修完全部课程后选导师，避免学生成为导师的“私有财产”。另外，还应彻底取消导师遴选或审批制，切断导师和学生之间的保姆关系。

 

梁茂春引发的种种争议还在持续发酵。同情者有之，讥笑怒骂者有之，或许此时这位病榻上的老教授还不知道他引爆了一个娱乐事件，但愿这不仅仅是一场娱乐，希望它能成为推动大学改革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