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老实说，在心里翻腾好久。早几年看媒体拿“80后”开涮，我就想说这句话。媒体越拿“80后”说事儿，我就越反感。现在看到“80后”一篇诉苦式网文，有媒体又拿“被垮掉的一代”做文章，很有点苦口婆心，叫人又好气又好笑。
说是好气，气的是媒体对“80后”的歧视。不知始于何时，媒体上突然出现了“80后”这个词。不是冷嘲，就是热讽，在某些媒体的报道之中，看不到“80后”做的一件好事。“80后”却拿媒体没办法。例如这回被讽刺的那篇“网上牛文”，我就看不出什么“被垮掉”的迹象。文章说：“夫80后者，初从文，未及义务教育之免费，不逮高等学校之分配，适值扩招，过五关，斩六将，硕博相继，数年乃成，负债十万。觅生计，十年无休，披星戴月，秉烛达旦，蓄十万。楼市暴涨，不足购房，遂投股市，翌年缩至万余，抑郁成疾……”从语言角度说，不算精品，可以再细加修改。可是，那么多被人吹捧的“大师杰作”不过尔尔，凭什么单独对“80后”一篇网文吹毛求疵？从内容看，发的是一点小牢骚，说的是一肚皮大实话，让我这个为人父为人师的非“80后”读得心酸，惭愧帮不上他们一点儿忙。凭什么由此认定他们“而立难立”？凭什么认定他们一定就会“垮掉”自己的责任？
说是好笑，是因为“被垮掉的一代”这顶帽子我这一代人也曾经戴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与现在的“80后”年龄相仿，媒体也曾经拿我这一代人开涮。两代人遇到的困难当然有差异。正是发育阶段粮食限量供应，正是读书时节“文化大革命”，只好奉命下乡插队。好不容易春回大地，老三届多数人却已经结婚生子，却不得不再品尝下岗滋味。这滋味好受吗？某些媒体什么时候都喜欢高高在上，一再辱骂这一代人“垮掉”了。翻翻当时的那些报纸，与今天拿“80后”说事大同小异。那刻薄的程度，让人一辈子铭记在心。请看现在各行各业的中坚，还不是当年被那些媒体讽刺为“垮掉的一代”？
拿“80后”说事，其实是九斤老太心理作祟。评价现在“80后”这一代，当然要等若干年。总体而言，我看他们前程似锦，不可限量。不信看看一个世纪之前的“80后”。比如邹容（1885-1905）1903年在上海出版《革命军》，时年18岁；鲁迅（1881-1936）1907年作《文化偏至论》，时年26岁；章士钊（1881-1973）1903年担任《苏报》主笔，时年22岁；邵飘萍（1886-1926）1916年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以《北京特别通信》名满天下，时年30岁；李大钊（1888-1927）1913年发表第一篇政论《大哀篇》，时年25岁；张季鸾（1888-1941）1910年应邀帮助于右任办《民立报》，时年22岁，等等。陈平原根据1918年《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曾经排过一份北大文科教授年龄表。其中吴梅39岁，朱宗莱38岁，章士钊37岁，沈尹默36岁，刘师培35岁，周作人35岁，马叙伦34岁，黄侃33岁，钱稻孙33岁，钱玄同32岁，陈大齐32岁，沈兼士32岁，陶孟和31岁，王星拱30岁，何炳松29岁，胡适28岁，刘半农28岁，朱家骅26岁，梁漱溟26岁，徐宝璜25岁。这中间有虚岁也有实岁，吴梅还多报5岁。据说脾气很大的刘文典，当年才28岁。从吴梅到何炳松，都是当时的“80后”；从胡适向后，更是当时的“90后”。他们当年所处的环境不比今天好。温故而知新，现在的“80后”，怎么可以妄自菲薄？
钢琴艺术家刘诗昆“触电”电视剧，对那些在剧中采访他的记者冒出一句台词：“你们媒体好有杀伤力哦！”媒体的杀伤力是无形的，它对普通人的伤害却是有力量的。刘诗昆这句话，值得做媒体的同仁深思。（金陵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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