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一位教师的口述：
我们是1982年被河北省行唐县教育局公开卖掉的134名民办教师。为什么县教育局会卖掉我们，原因是国家有政策要把我们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他们趁此机会可以安排别人收受贿赂，于是演绎了一场买卖民办“教师门”事件。据知情人透露，我们被行唐县卖掉后，行唐县教育局又以1.2万元至1.5万元不等的价格被有头面的干部子女买走，顶替了我们的指标，从没交过一天学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公办教师。当时县教育局局长是赵凤霄。我们上千次的状告多年，市县领导都不管，无奈发表公开信，要求：一、处理卖掉我们的元凶；二、解决我们的医疗、养老问题。
行唐县当时是国家级贫困县，学校没有教室，我们就让学生露天上课，冬天在背风向阳处，夏天在树荫下听课，当地群众称我们是“游击学校”，雨雪天民办教师们的家就是孩子们的避难地，有的村连教室也没有，教具靠我们自制，没有桌凳检来石头自己垒，自己搓制粉笔，自己编写学习材料，每个班所有科目（包括复式班）及班主任都是一个人承担。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至深夜，甚至通宵。而我们的报酬却只有每月24个工，每1个工价值0.5至1毛钱不等，国家财政每月补贴我们3至6元钱，可这些补贴钱大部分也用于因贫困买不起书的学生买了书和学习必须品，目的只有一个：坚决不能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辍学。同时我们还要承担对家庭所负的责任，星期天还要到生产队里劳动，即使这样也根本维持不住家庭的正常生活……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教育重任。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教学条件一天天好起来，孩子们有了学校、教室，我们更加兢兢业业地坚守三尺讲台，为上一级学校输送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我们这些正值教学黄金年龄在转为公办教师的时候却被当时掌握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权利的县教育局领导卖掉名额。仅举几例：
马四喜，县优秀教师，在担任民办教师15年期间，多次为提高民办教师业务水平为民办教师讲学。因废寝忘食、劳动过度，有病在家养病。本应该第一批转为公办教师，以转正时马四喜在家养病为由，不让马四喜转正。马因气愤而产生抑郁痴呆症、心脏病，不但没有工资，全家都要省吃俭用为马四喜治病。被顶替10年后的1993年3月，因贫穷和马四喜的拖累，在一星期内家中三位亲人相继去世（叔叔、兄弟、儿子）。
孙斌被顶替名额时已经是有20多年教龄的全国、省、市、县级模范教师，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而患心脏病，1984年请假治疗期间被别人顶替，因患心脏病现在仍住在太原某医院中。
尚振国，高门楼二人1984年在教学期间一天晚上煤气中毒，请假休养第二天，到学校上班时被告知已经被辞退。
张东京，1966年开始任教，1982年被顶替，强行辞退。因为被别人顶替，悲愤交加身心崩溃，又无钱医治，1987年去世时只有44岁（留下爱人和四个儿女靠借债过日子，四个儿女长大后还债，至今还未还清）。
杨来兵，1969年任教时只有16岁。白天教学，晚上辅导学生，呕心沥血积劳成疾，患上肺病，因无钱医治在家休养时被顶替名额。
行唐县教育局采取顶替我们名额的手段很简单，根本不下文件，只有一句话：你已被辞退，明天就不要来上班了。一刀把我们切了下来，强行剥夺了我们的教师权，又紧锣密鼓（从83年开始），把他们没有丝毫教学经验的子女及亲信顶替我们的名额。以1.2万元第一批，1.5万元第二批公开出售公办教师名额，而这些人大部分不能胜任教学工作，既白拿国家的奉禄，又误人子弟。学校还不得不另找代课教师。134个名额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教育资源浪费，耽误了行唐县的孩子们宝贵的学习时光，只要有钱、有靠山，拿出1万多元就可以买名额、顶替我们的工作。违背了**河北省委冀发[1981]98号文件的精神，即**河北省教育局党组关于整顿中小学民办教师队伍的请示报告中的第7页和第9页第5条之规定（见附件2），邓小平在1985年第一次教师节讲话时指出：“凡属1983年12月30日前参加工作的民办教师都是国家确认的民办教师，为稳定教师队伍，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辞退民办教师……”当时的县教育局领导歪曲了整顿教师队伍的五字方针“关、转、招、辞、退”，他们顶替名额偷梁换柱，把行唐县的教师队伍搞得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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