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问题，也是教育的中国问题

教育，有说不完的话题。政协就是个说话、提意见建议的地方。本人已明确不再连任十三届委员，转去当参事了，好在《人民政协报》依然是历届委员学习交流的平台，没说完的话还可以继续说,这同全国政协对离任政协委员的期待很一致。

世界没有一劳永逸的教育。教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前行。批评教育的话比较好说，而且谁都可以说，因而教育部长不好当。

葛剑雄委员对教育问题说过一句很辩证的话，“中国的教育问题”，其实是“教育的中国问题”。我很赞同这个说法。教育问题固然多与教育部门有关，但有时“板子”不能完全打在教育部的“屁股”上。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小学与中学教育并不落后，甚至很前卫。中国教育吃亏的其实在“两头”。这“两头”，一是“家庭教育”，一是“大学教育”。

中国有句俗语：“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意思是说三到七岁的家庭教育对于人之一生具有决定性意义，是人生非常重要的奠基期。人出生之时，只是一个“生物人”，需要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用教化的方式影响、养育、矫治、强化、固化、习惯化，使之逐渐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家教的主要内容是“做人”。

现在的中国家庭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去养育一个“小皇帝”。几乎所有条件都服务于一个孩童的成长；几乎所有的意愿都是升学、升大学、读硕士、读博士、做人上人；几乎所有的父母都认识到决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且好是“赢在起跑线前”。于是几乎所有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好使的、有助于提高脑力和分数的好东西，都一股脑儿堆到孩子身上。孩子不用学怎样生活，怎样劳动，怎样孝悌，怎样友爱，怎样自律，怎样控制脾气情绪，怎样判断善恶美丑，怎样待人接物，怎样与人相处……孩子的任务只是按照家长的“顶层设计”学认字、学知识、学才艺，上形形色色的兴趣班、特长班、补习班。本来不可替代的家庭教育也被迅速专业化、代理化了，被移交给学校和各类专门培训机构了，以致“家教”都成了一个职业名词。家庭成员只承担为孩子提供包办服务的事。结果是孩子长大了，除了会读书、会才艺，其他一窍不通，生活能力几近于无，有的甚至成了人生蒙昧和野蛮阶段的“留守儿童”。这种严重的“后天不足”被一路带到小学、中学、大学和社会，引发了一系列本该在幼儿阶段就应解决的“低级问题”。

大学教育的浅层与深层问题同样很多，一方面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向世界名校学习，另一方面还得认真省视中国高校一些中断了的好传统。教师是教学质量的核心要素。大学教师的培养，过去有一个从助教到讲师的严格训练过程；助教阶段还要接受一至二次三次不等的试讲甄别，视其表现与潜质决定去留；如果被认为不适合教学与科研工作，就会被改派做学校行政工作，这在当时会被认为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现在完全颠倒过来了，行政岗位成了大学人人竞逐的“光彩事业”。

单位办社会的旧制被革除后，不住校的教师与住校的学生很难走到一块去，课后问学环节失传了。有些大学为了解决师生分离问题，使出浑身解数争取在学校近处设立教师宿舍区，可就是批不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