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办高职升本举步维艰，高职升本还有路可走吗？

1月20日，2017年度高等学校新设、更名、转设的审批考察名单姗姗来迟，却又毫无意外地再次引发舆论热议。对于高职界而言，为关注的是其中的高职院校升本。而在本年度的新设本科院校名单中，所列16所升本的高职院校全是民办高职院校，公办高职院校再次无缘列入。公办高职为何难以升本？高职升本之路又将何去何从呢？

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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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高职升本何以不能？

近年来，教育部屡下禁令严格控制专科升本。这几年高职升本的“温度”也已降至冰点，年度升本总量一般不会超过20所，相比1999年前后的动辄近百所高校合并、升格、更名的盛况俨然已有偃旗息鼓之势。而在这个年度规模内，也主要是民办高职院校的升本，公办高职基本上“无福消受”。何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公办高职院校的升本如此“忌惮”？

 

 

通常的解释是担忧放开庞大的高职院校群体的升格之路，带来第二轮升格热，从而搅乱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

这一点确有其道理，当前的这一批高职院校绝大多数是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由中专、技校等中等教育层次学校升格而来，第一次升格的成功诱使高职院校向第二阶段的升本迈进。

如此国内高职院校不论是国家示范、骨干校，还是各省的省级示范校，对于升格一事都不由得蠢蠢欲动。倘若国家放开高职升本的禁令，恐怕真会出现在禁令释放之后的3—5年之内，高职院校的合并、升格潮再一次上演，从而诱发高等教育版图的第二次动荡。

除此之外，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和公众的另一方面的担忧来自高职升本之后怎么做的问题。

在90年代末国家鼓励大办高职教育，其目的在于形成第二种教育模式，以冲击原来大一统的学科教育，借助实践教育理出一条就业教育的新路来，以培养经济社会发展、企业发展所需的适切性人才。

通过国家示范、骨干校建设的两次大手笔投入，国内高职院校通过自我的奋斗确实走出了一条具备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之路。事实也证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这十六字真言才是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正确之道。

那么升本之后呢？现有的本科层次人才只有学科型人才培养模式可循，当国家放开高职升本之路，大量的高职院校在当前的办学和以后升本之后的办学中就可能抛弃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重回学科型教育的老路，这一点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害无利。

当然，现在的高职院校是否已经具备了升格为本科的实力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事情。

当前这一批高职院校，多数在1999年之前仅是中专，甚至是技校，其在专科层次的根植仅有十余年，这十余年有一半的时间是在适应专科层次的办学和探索高职教育的新型教育模式，真正的稳定期其实也就这几年时间，办学的积淀还远远不够。当前在90年代末升格而来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自我发展中已经窘境连连，再升一批更加稚嫩的“新军”上阵，其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就公办高职院校而言，与其对形式上的升格“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练好内功，在内涵建设上“升级”，寻找到一条适合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通途。

看点

02

高职升本还有路可走吗？

 

在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以及2017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都明确表示：“原则上中等职业学校不升格为或并入高等职业院校，专科高等职业院校不升格为或并入本科高等学校”。

那么，高职院校究竟能不能升本？从国家文件的表述来看，其中强调的几个点是：一是规范的对象是“高职”而不是“高专”。尽管高职高专都是专科层次的院校，统称专科院校，甚至一度两者都被称为“高职院校”，但在具体的政策操作中，又可以根据需要对其进行区分。也就是说所谓的专科升本科的限制，其实面对的是“高职”类型，而可以不涵括“高专”类型。

二是所谓“原则上”的表述，也就是说此类说法或规定并非是盖棺定论，仍有操作空间。如前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时表示：“具体到某一个行业、专业或者学校，鉴于中国国情复杂，行业众多，发展不平衡，要在坚持这个原则导向的基础上，根据国家需要顺势而为，谋定而后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就是说，所谓“高职原则上不升本”并没有把“高职升本”的大门封死，还是可有所为的。

在实际操作中，高职升本的大门的确没有完全关死。从笔者对2008年至2017年专科升本的统计发现，近10年来有163次专科升本，共涉及到172所各种类型的专科院校，其中公办高职院校就有14所成功实现了升本。从统计结果来看，公办高职成功实现升本似乎有四条路可走。

把准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脉络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在2015年11月的升本无疑在高职界扔下了一个重磅炸弹：一是首次突破了国家示范高职院校（不是高专院校）升本的红线。以前也有公办高职升本的案例，但多数处于中西部偏远地区，属于政策照顾的性质；亦有国家示范升本的案例，如2015年4月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国家示范）、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国家骨干）、上海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合并组建上海健康医学院，但这两所国家示范和骨干校本身是高专院校。

二是其从专科高职层次连跳两级直接升为“应用技术大学”，打破了原来先学院后大学逐级递增的惯例，同时为专科高职以后升本留下了一条路，即专科高职升本之后的理路即是走应用技术型大学之路。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办学实力尚可，但在国内高职界并非是出类拔萃的。其与高职界的“航空母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比，在软硬实力和业界声誉里都要差好几个档次；甚至与同属天津市的天津职业大学相比也并不占优势，天津职业大学还是首批短期职业大学的代表院校，其有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没有的历史优势。

而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两级跳的升本，原因可能是在中国制造2025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与德国制造的合作关系有关。在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升本之前，李克强总理赠送给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礼物：“鲁班锁”，就来自该校。因此，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的设立，可以认为是在中德之间搭建制造业强强合作的一座桥梁。

借助与其他院校的合并实现“借壳上市”式升本

合并升格曾是上世纪90年代末专科院校实现升本的通行路径，但在近年内却被明令禁止，不过也有漏网之鱼。如2010年福建金融职业技术学院与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等四校合并组建福建江夏学院。

不过，这种专科院校之间的合并若想成功实现升本还有一些规律可循，如高职院校的合并对象好实现异源合并，即合并的选择对象应该是高专院校或者成人高校，其中尤以与高专院校的合并成功率高。

如果是同源合并，则很难达到升格的目的。如2012年黑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与黑龙江科技职业学院合并之后只是组建了新的高职院校：黑龙江职业学院，并没有实现升本。

首批短期职业大学后的“清帐”行动

首批短期职业大学是中国高职院校的发端，曾经为探索高职教育的办学模式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主要出现在1980年至1985年，时至今日留下来的已经不多。这一批高职院校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依然坚守职业教育领域，并且都有很不错的办学实力，如其中的佼佼者天津职业大学。

近年来尤其是那一批直接以“大学”命名的短期职业大学（专科层次）开始集中升本，如太原大学升格为太原学院，甘肃联合大学升格为兰州理工学院，鸡西大学升格为黑龙江工业学院，邕江大学升格为南宁学院，河套大学升格为河套学院，湖南女子职业大学升格为湖南女子学院等。从这一点看，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升本后，天津职业大学也不必悲哀，下一步因这一历史原因，第二所国家示范高职校升本的成功案例可能就是天津职业大学。

 

特殊行业、科类高职院校的升本

主要是国家政策照顾的科类及其急需发展的薄弱环节的科类院校。如医药、公安类高职院校近年来集中升本的现象。又如2015年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升格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即是因为针对残障人士的特殊教育是国家民生工程中的重要项目，相应的院校将来的升格前景也被普遍看好。

从整个形势来看，随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高移化是一个不可阻遏的趋势。而在历经十余年国家对民办高职、老高专以及中西部地区专科院校的政策照顾，此后专科院校的升本也会逐渐回归理性，将来形成各类专科院校在升本的问题上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