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省会为什么从保定迁到了石家庄？ 

 

　　保定从清代起就是直隶省的政治文化中心，解放前也曾是国民dang河北省政府的驻地。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的省会也设在了保定。但是，上世纪60年代，省会却从保定迁到了石家庄。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省会的迁移？对于这个让很多人困惑的问题，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作了一些研究和考证。现将答案归纳如下：

 

　　一、河北省的省会自民国以来就有了“见异思迁”的毛病，虽然基本驻地在保定，但却经历过多次迁移，总难稳定。这应是历史的原因。

 

　　保定作为河北省的省会城市，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

 

　　清代的河北省称直隶省，康熙八年(1669年)，直隶总督衙门落户保定，从此保定成为直隶省的省会城市。直隶，因其直接隶属京师而得名。清初所设置的直隶省，其辖区比今天的河北省大得多，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和山东、山西、河南、辽宁、内蒙古的一部分。直隶省总督权重位显，直隶总督署被称为清代省府第一衙，所以保定直隶总督府大门口对联上联写道“北吞大漠，南亘黄河，中更九水合环；五洲称雄，西岳东瀛一屏障”，的确名副其实。

 

　　民国二年(1913年)，直隶省省会由保定迁到天津，至此，保定作为直隶省的省会，已有244年的历史。

 

　　民国十七年(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废直隶省改建河北省，辖区已大大缩小，省会仍设天津，但自1931年“9.18”事变后，日寇的铁蹄日益逼近天津，天津时局不稳。

 

　　1935年6月1日，国民dang的河北省政府为躲避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锋芒，由天津迁回保定。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保定市区沦陷，成了敌占区，国民dang的河北省政府被迫南逃，一度流落到陕西，不久溃散。

 

　　1938年1月1日，日伪于天津成立伪河北省公署，1939年伪公署迁到保定。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dang的河北省政府于同年9月20日在西安成立，随后迁往北平。1946年6月14日，由北平迁回保定。

 

　　1948年11月22日，保定解放。国民dang的河北省政府在解放军的炮火声中又逃往北平，之后溃散。

 

　　1949年7月，华北地区大部解放，河北境内解放区连成一片。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河北省建制，随后，华北人民政府发出了调整行政区划的一五0号通令。通令决定，撤销原各根据地性质的区划，恢复河北省建制，省会驻保定。1949年7月12日、8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相继在保定成立。

 

　　1958年2月，正值大跃进时期，全国人大决议将天津划归河北省。4月18日，河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决定：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搬迁理由是：天津是大工业城市，有这样一个大工业城市作为依托，对河北省的工业大跃进大有好处，工业农业可以更好地同时并举等等。很快，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

 

　　1966年初，情况又变了，美国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并把侵略矛头指向我国；同时，中苏关系恶化，战争危险加剧。为此，毛主 席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大战略指示。鉴于此，

 

　　1966年1月25日，河北省委决定，将省会由天津迁回保定。理由是：天津地处沿海，是国防第一线，一旦打起仗来，天津将有可能成为主战场。而保定地处冀中平原，西靠太行山，省会迁回保定，既有利于“备战”，也有利于更好地面向农村，把粮食生产搞上去，以便执行“备荒”的方针。

 

　　1966年5月1日，省委、省人委及省直各机关等先后迁回保定。

 

　　然而不幸的是，省会迁回保定还不到一个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保定和全国一样，进入了社会动荡期……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得知：在清代直隶省时期，保定作为省会城市为244年，天津为15年；在民国时期，保定4年，天津7年；在日伪时期，保定7年，天津1年；解放后，保定10年，天津8年，建国初期还曾一度酝酿将省会迁到石家庄，未成。这些数字告诉我们，虽然河北省的省会随着政局的变化不断迁移，但保定作为河北政治中心的地位并没有动摇。那么，面对“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刚刚迁来不久的省会还会在保定安营扎寨吗？

 

　　二、激烈的派性斗争，残酷的武斗，使保定成了“文革”的重灾区，特别是“两军”的介入，使保定的政局异常复杂。这些都让立足未稳的省会望而生畏，极易见异思迁。这应是社会的原因。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 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 产dang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号召要对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清洗。从此，“揪出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口号。

 

　　保定红卫兵的造反矛头直指省里的当权派。1966年5月，省人委被夺权，河北省地方政权进人了无政府状态。

 

　　1967年1月，河北省军区和驻保69军奉命介入保定地区文化大革命。2月11日，即宣布有三万余人的“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八一总部”)为反动组织，出动27个连队，以武力强行取缔了“八一总部”等多个群众性组织，逮捕1200余人，入狱238人。

 

　　保定的造反浪潮一时被平息。

 

　　1967年2月15日，中央军委电令：“奉毛主 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对陆军第69军、38军的部署作出调整：69军，由河北保定地区移驻山西；38军，由吉林通化地区移驻河北保定地区，接替69军防务，并由沈阳军区调归北京军区建制。8军的到来，给保定地区的文革形势带来了变数。38军移驻保定地区后，代号改为4800部队。时军长李光军，年48岁，政委王猛，年47岁。该部队初抵新防区，于2月24日奉命与省军区一起担负保定地区的支左任务，成立支地办公室。军长李光军、副军长刘海清、副政委邢泽主管“三支两军”工作。

 

　　介入保定地区支左之初，38军尚无一定之见。自1967年4月以后，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即“农大造反团派”)和“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两大派系，较稳健、保守的“工筹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主动对新来乍到的38军示好，寻求支持，38军与河北原当权势力无任何牵连，在感情上倾向于“工总派”，于是公开表态支持。

 

　　38军与省军区(当时称保定“两军”)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渐行渐远，裂痕加深，终致水火不相容。与省军区荣辱与共的北京军区，对38军颇为不满。保定两派也各恃有军队方面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于1967年6月22-23日发生在保定市内的河北农业大学，两派近万人大规模混战，虽得38军和省军区赶至现场试图平息，但未能奏效，造成7人死亡，近300人受伤(其中部队数十人)。

 

　　为解决保定问题，1967年8月，中央通知保定两派代表进京汇报。期间，两派代表与“两军”——河北省军区马辉(司令员)、曾美(政委)，38军李光军、刘海清签订了双方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武斗稍歇，但两派矛盾未能根本消弭。

 

　　当时的保定，大街上随处可见武斗工事，天空中不时响起零星枪声。斗争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扞卫毛主 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一方。那时候的省会，就象一叶风雨飘摇的小舟，不知道驶向何方。没有人关心省会的命运，也没有人认为省会是什么值得珍惜的好东西。而成群结队地到省委、省人委机关去贴大字报，呼口号，搞打砸qiang才是正常的。狂热中的人们哪里知道，一个数十年后才明白过来的巨大遗憾正在悄悄降临这座灾难中的的古城……

 

　　三、陈伯达居心叵测的密谋策划，郑维山、李雪峰等人的紧密配合，以及他们对中央的欺骗，使省会从保定迁到了石家庄。这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

 

　　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间，陈伯达来到河北视察。

 

　　陈伯达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陪同他来视察的是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视察起因于毛泽 东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他们视察的目的是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清除障碍。

 

　　当时驻河北各军、省军区均倾向于各地较保守一派，唯独38军支持激进派。陈等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便站在北京军区立场，对38军支持的一派作了严厉批评。如郑维山1968年1月6日在邯郸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军负责人时，就指责农大造反团头头崔士林“利用造反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是插到保定和各县破坏大联合的，各县大联合都被破坏了，五月份以来对付群众，对付河北省军区和北京军区……”。

 

　　“农大造反团”为“工总派”核心，是得到38军支持的，陈等讲话虽然都没有点38军的名，但目的明显是给38军施加压力。

 

　　之所以不点名，是因为他们知道，战功卓着的38军是毛泽 东本人批准调至保定的。毛泽 东、林彪对38军的态度如何，郑、李等人揣摸不透，所以不敢太过造次。

 

　　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联名签发致毛泽 东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建议在省革委会成立的同时，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其理由是“石家庄的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的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第二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发文批准了郑、李的报告。

 

　　1968年1月30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虽是一个晴天，但空气清冷。早晨，一支25辆小车组成的车队从保定市区悄悄开出，一路往南而去。深冬的冀中大地，苍茫悲凉，一望无垠。这支由吉普和轿车组成的车队，绵延百余米，在空旷的原野上卷起一路黄尘。

 

　　坐在车上的，都是省里的干部，分别来自中共河北省委、省人委、省军区以及一些省直单位。他们个个神情肃穆，略显紧张。车队出市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回望保定这座动荡的古城——几天之后，这里将不再是河北省的省会。

 

　　半个月以前，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在石家庄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组成了“三结合”的领导集体，任命李雪峰为主任，刘子厚、马辉等人为副主任。

 

　　1968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五，石家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这天上午，东方红体育场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庆祝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会在这里召开，宽阔的体育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领导讲话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从此，石家庄成了河北省的省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林彪“抢班夺权”的野心暴露，投靠到林彪麾下的陈伯达也翻了车，李雪峰、郑维山均受到牵连。于是，河北省省会搬迁的内幕也当成了“问题”被揭发出来。1971年1月华北会议期间，李雪峰在“我的检查”中就检讨了此事的经过：“在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前后，陈伯达直接出面在筹备会上讲话，进一步打击三十八军，压迫另一派群众组织。他策划了省会搬家，先由他出主意，我和郑维山同志同意，两人联名写了报告，用他编造的搬家理由，欺骗了中央”。根据李雪峰的这一检查，说省会搬家是他们策划的一个阴谋也不为过，难怪事后有人说，省会搬家是郑、李故意让38军难堪，此说不无道理。

 

　　1970年12月16日，毛泽 东在38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对陈伯达的问题作了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事情发展到这里，是非曲直似乎已经有了结论，但问题是，既然省会搬家是“乱跑乱说”的“太上皇”陈伯达蓄意策划的阴谋，现在陈伯达完蛋了，就应该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所以，省会迁石后，到1970年后半年，河北省革委会又有迁回保定的动议。9月29日，毛泽 东主席到南方视察路过石家庄，找省革委负责人李雪峰等谈话，问及河北省会设在石家庄好，还是设在保定或天津好？李雪峰回答说，石家庄离太行山近，太行山很深，还是在石家庄好。

 

　　听毛主 席的意思，似有让省会重新搬迁之意，但终未明确表态。

 

　　到1971年1月，当时的省革委会领导人刘子厚等向中共中央请示，认为河北省省会还是搬回保定为好。但这个问题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周恩 来批示：河北省省会不要再迁。于是，刘子厚在3月24日的河北省批陈(陈伯达)整风会议上传达了河北省省会不再搬迁的决定。从此，河北省省会便一直设在石家庄，直到今天。

 

　　光阴如箭，一晃40年过去了。如今很多保定人提起河北省省会搬家的旧事，仍然忿忿不平。经常在网上看到保定的网友骂“庄子里的人”土气、没有文化，给河北丢人等。其实大可不必。省会的搬迁，是历史、社会、陈伯达等当权者的策划等三大原因交汇而成的结果，反映了那个特定年代的无奈。重要的是，今天的保定虽不再是省会，但自有其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城市大、高楼多也未必全是好事。今天早晨，忽然发现保定也开始在中央电视台做名片广告了，主题是“人文保定，山水保定”，画面十分丰富、漂亮，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是啊，只要自己争气，经济社会发展的好，人民生活安定幸福，就是最大的资本。如大连、青岛、苏州、三亚等都不是省会城市，不是都发展得既快又好吗。所以，我们今天回忆往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大家牢记历史的教训，永远不再搞窝里反、窝里斗，要一心一意谋发展，团结一心搞事业，用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丰硕成果来映衬保定昨天的辉煌，这样，当我们回首那近300年的省会历史的时候，当我们想起失去省会这件令人难以释怀的陈年旧事的时候，才不会感到愧疚和遗憾。

 

　　(本文参考了崔金亮、高 巍、余汝信、王俊卿、张瑞谦等同志发表在报刊和网络上的有关文章，特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