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病维权面临多重障碍

 

       主持人：本报记者 施维

 

       嘉宾：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师 王芳

 

　　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使得职业病维权难的现状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越来越多职业病维权的艰辛案例被媒体曝光，一个庞大群体的整体伤痛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据卫生部门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67.6万例。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有14万多人死于职业尘肺病，每年新增约1万例。在这些人的身上，可能会有更多比张海超更艰苦的维权历程，虽然这些故事我们可能无从知晓，但是我们依然有必要仔细梳理一下职业病患者的维权经历，了解造成他们维权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何处。本期对话，我们请来了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律师王芳。

　　主持人：张海超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你们作为专门为农民工维权的律师，对这件事情有哪些看法？农民工维权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案件而言，职业病维权又有哪些特殊性？

　　王芳：职业病是工伤案件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我们平时所接触的工伤案件中，职业病的比例并不算高，但是同其他的工伤案件相比，职业病案子非常难办，很多案子虽然我们提供了援助，但是始终没有办法办下来，张海超事件反映的是整个社会中职业病维权难的现状。早些时候因为没有张海超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可能对这个问题不是非常关注，但是很多做工伤案件的律师都知道，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大的问题。一般做工伤案件，确认劳动关系是难的，但是放在职业病这种特殊的工伤领域来看，劳动关系的确认已不算是难事了。因为要鉴定职业病，首先一个步骤就是劳动关系的确认，这一步完成以后，如何能够拿到职业病诊断的证明书才是难的。张海超这个案子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主持人：你能结合一下援助站具体的职业病维权个案给我们介绍一下，要拿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究竟难在哪里？

　　王芳：在做职业病诊断时，必须要由用人单位提供职工的卫生监护档案、工厂的环境监测证明，但事实上，这些材料很难获得。原因是明摆着，用人单位明知道你要去鉴定职业病，要去向它索偿，他们自然不可能配合你。而且有些私人企业、煤矿根本没有建立这些档案，就更不可能提供了。我们以前办过一个职业病案子，后实在办不下来现在已经终止，就是因为拿不到这些材料，相关部门不给鉴定。

　　在我们办过的所有职业病案件中，只有一个个案，因为对方是一个国有企业，出具了这些材料，其他的都拿不到。不过我们几年前曾经办过一个案子，算是比较幸运的。这个劳动者在北京门头沟一个煤矿打工，怀疑患上了尘肺病，他是河南人，回老家做的职业病诊断。负责为他诊断的这家医院非常负责，他们给矿山发了一个函，要求其提供劳动者的职业病接触材料，但是对方没有反应，然后医院又发了一个函，提出如果矿山不配合提供相应材料的话，医院将按照劳动者的自述材料作出诊断。后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医院给这名打工者作出了矽肺二期的诊断。当时我们都感觉很意外，没想到这件事情这么顺利。但是这个真的是极其特别的案子。其他我们接触的职业病维权的个案，终能够做下来，都是通过协调、反复做工作来解决的，实际上都没有做职业病鉴定。一些用人单位怕把事情闹大了，社会影响不好，劳动者也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去做鉴定，所以就双方协商解决。但是，既然是协商，劳动者就必然要做出一些方面的让步，无法实现利益的大化保护，这其实也是很无奈的。

　　主持人：假使我们可以拿到诊断所需要的证明材料，或者可以通过一些渠道使诊断机构在材料不具备的情况下进行诊断，比如张海超就是通过上访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但是诊断结果不认可你患上职业病怎么办？

　　王芳：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果你对职业病诊断的结果不服，可以申请鉴定。但是实际上，很多地方的鉴定机构和诊断机构是一家子，即使不是一家子也是在一个办公楼工作，关系非常亲密，所以你基本上不可能通过鉴定来推翻前面的诊断结果。我们现在关注的问题是，如果鉴定机构不支持你的质疑，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救济途径，但是从张海超这个案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你只能通过其他非法律程序的途径想办法了。

　　主持人：你前面提到，如何拿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是难的，那如果这一关完成了之后，再往后走，是否就是一马平川了呢？

　　王芳：被诊断为职业病后，下一步要经过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鉴定你是几级伤残，工伤赔偿的数额就出来了，这样才能享受工伤待遇，但是享受工伤待遇这条路走起来也是异常艰难，主要是程序过于复杂。

　　既定程序走完了，你向单位要赔偿，但是单位不给你怎么办呢？那么你就只有申请仲裁，如果仲裁的结果单位不服，接着就是一审、二审，时间又不知道要拖多久。而且即使后判决结果出来了，你也不一定能拿到钱，我们就接触过这样的事情，有些单位在一审的时候就申请破产或者把财产转移走了，劳动者所要面临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如果有些单位懂得这些法律规定，把所有的法律程序都走完，一审、二审这样打下来，至少需要六年的时间，有时候甚至要拖个八年九年，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劳动者尤其是职业病严重的病患就过世了，他们的权益也无法得到维护。

　　主持人：看来，造成职业病维权难的很多关键因素，在现行的法律法规框架下，似乎都是难以调和的。针对这些问题，您觉得我们在今后的相关工作中，应该采取哪些办法进行化解，或者有哪些制度性的障碍应该尽快破除呢？

　　王芳：从今年9月1日起安监局发布的《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将开始实施，就是针对职业病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规定中还是缺乏一些从根本上改变职业病维权难的实质性办法。规定中指出，如果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有关职业危害防治法律、法规，已经对从业人员生命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高处以30万元的罚款。这项规定加大了处罚力度，但是实施效果很难说。我前面提到的一个职业病维权不了了之的案件，就是在煤矿中工作患上尘肺病，我们的律师到煤矿所在地的安全监管部门反映情况，希望他们能够调查一下，但是我们联系了很多次，始终没有人去调查。所以，这需要有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保障规定的有效实施。

　　另外，我觉得现在修改《职业病防治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进一步简化相关程序。《职业病防治法》颁布后，卫生部还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病诊断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提到如果用人单位不提供职业病鉴定的相关材料，诊断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自述材料相关人员证明材料也就是工友的证明材料、和卫生监督管理部门的环境测评材料来直接做出诊断，但是这一条用起来也是非常的难。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医院在这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很多医院都不愿意这么做，因为用人单位可能会提出说这个人根本不是我单位的员工，或者说并不是在我这里得的职业病，你凭什么依据他提供的材料诊断他得了职业病。

　　主持人：但医院也可以反问他们，谁让你们不配合提供证明材料，按照规定医院有权这么做！

　　王芳：虽然上面提到的《通知》中规定了职业病诊断医院应当这么做，但是，当事人还要提供自述材料、相关人员证明材料和卫生监督管理部门的环境测评材料，前面两条比较好办，但是第三个就很麻烦。比如，如果你在北京工作得了职业病，你就要找到北京市的卫生监督部门到用人单位去检测环境，出具证明材料，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认为，只要把劳动关系确认了，之后的举证责任必须转移到用人单位身上，如果单位说没有这个资料，那就完全可以通过自述材料、其他证明材料作出诊断，而不应该再让劳动者去提供其他的环境检测材料。

　　另外，我觉得还应当尽快积极培育更多有职业病诊断资格的机构。其实，很多地区的优秀大型医院都具备这个能力，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却没有职业病的诊断资格，这种情况也不利于患者的维权。

　　主持人：看来，张海超事件只能是一个非典型性维权案例，他的问题能够得以解决也是“特事特办”的效果。职业病问题的关键在于预防，而预防是企业应尽的责任。要促使企业负起这一不可推卸的责任，光靠道德宣传是不够的，必须让劳动者切实拥有强大的维权保障，才能迫使企业正视职业病预防问题。我们衷心地希望，张海超事件能是一个契机，使更多奔波在维权第一线的病患们，都能得到一个公民在法制化社会中应有的权利和保障。

 

来源:三农在线-农民日报